见习记者 旷野

　　谁给我面包？

　　为排名所累，为估值所困，券商分析师的郁闷似乎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有着脱不了的干系，一方面是基金经理手握新财富排名的评分大权，另一方面，许多分析师养家糊口的薪水也间接来自基金的交易量。

　　大部分券商研究所的收入都仰仗基金等机构客户分配的交易量，从中提取交易佣金。目前，国内券商研究所可以分为三类——内外兼顾、独立研究机构和对内服务。

　　第一类伴有强大的投行部门，对外盈利能力很高，完全可以通过机构客户的交易佣金养活自己，同时还能够和投行部门互帮互助，例如中信、中金、国泰君安等。

　　另一类自给自足的是少数几家独立研究机构，典型代表是天相，这一类独立研究机构只对外提供研究服务，显然，他们只能靠交易佣金维持生计。

　　还有一类以银河、华泰和广发等为代表的研究所需另当别论，它们更多对内提供服务。尽管它们的研究报告也向基金公司等投资者发布，但是主要靠其证券公司内部的业务挣钱，其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对内部其他业务部门的项目提供研究支持。

　　由于第三类券商研究所的对内服务倾向，使得市场有所顾虑，“其研究观点是否也倾向于所在证券公司的自营、投行等部门的利益”，因此在市场上占据话语权的是前两类研究所。

　　由于机构客户给予某个研究所的交易量只是一个定期的数据，那么，在一个研究所内部，对于每位分析师的考评除了靠新财富排名分出高下，还会每季度或者每半年向机构客户征询评价意见，并参考一年下来研究报告的数量和重点推荐的股票涨跌幅。对于没有排名光环的分析师来说，基金的影响力依然存在。

　　在纽约，卖方分析师的收入衡量机制有所不同。尽管他们的收入也是来源于买方给予的交易佣金，但是佣金直接细化到分析师个人名下。

　　因为在美国股市开户之后，从哪一个公司买卖股票都十分便利，投资者看到某位分析师的研究报告后，如果想买卖分析师建议的股票，就会直接将这笔交易交给该分析师所在公司的股票经纪去代理交易。这样一来，这笔交易也就属于相应分析师的业绩。

　　于是，薪酬待遇和研究水平在客户给予的每一笔交易得到了最真实的反映。那么，通过自己的投资建议帮客户赚更多的钱或者减少损失，是分析师的唯一目标。

　　研究所的内部考评方案似乎对分析师的研究观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例如北京一家大型券商研究所，近几年的职称评定和奖金发放几乎完全和新财富排名挂钩。如果进入新财富排名的前三甲，职级一定会上调，奖金一定是高于其他同事。目前所有最高职级的分析师都是2006年或2007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前两名得主。即使曾经有排名的光环，如果连续两年没有再次名列榜单，将会遭到毫不留情的降级惩罚。

　　而该研究所出炉的研究报告在业界一直被定为激进派的代表。

　　“在摩根士丹利的纽约总部，我看到那的行业分析师有不少是五十几岁的，而且他们从事某一行业的投资研究都是自工作之初持续到现在。”一位曾经到纽约接受培训的中金人士如此描述，“所以他们对于一个行业的积累能高达30年，可想而知，他们对各家企业熟悉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就是该行业名副其实的专家！”

　　国内，从券商研究所诞生至今依然身处分析师一线的人寥寥无几。以上述的北京券商研究所为例，在功利且高压的政策之下，能够数十年如一日的分析师可谓勇气可嘉。

　　王琛的“一鸣惊人”梦想

　　大券商的功利和高压可能让分析师喘不过气来，小券商的分析师的处境则偏向于窘迫和无奈。

　　王琛，27岁，2005年夏天从上海一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当地的一家券商研究所，从事纺织行业的研究，至今未获得新财富排名，所以在研究所还只是小兵。

　　王琛向同行诉苦：“我们不光是收入比平均水平低，为节约经费，领导都不鼓励我们出差调研，重点的几家公司可以跑一次，但不能每年都去，只有那些有排名的首席分析师可以经常出差，没有实地调研可是报告还要照写，只能靠电话和大部分上市公司沟通信息。”

　　连上市公司都不能实地考察，又何来真实客观的研究报告呢？

　　尽管都在上海，相对于本土券商的“赏罚分明”，外资投行的研究机构则显得更近人情，一家外资投行的研究所去年给普通级别的行业分析师开出25万美元左右的年薪，研究所内部并没有排名要求和出差限制，报告数量和质量是考核分析师的硬指标。

　　该投行尚未获得A股市场的经营牌照，可以推测这样的高薪养人政策很大程度上是靠整个投行的鼎力支持。在这种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分析师，研究水平的高低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不会有“一鸣惊人”的动机。

　　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王琛不想要做终身的纺织行业分析师，他的志向是“争取拿个新财富排名，然后跳槽去基金。以后能够直接作投资。”那么没有研究所的品牌当靠山，更没有充足的活动经费做支持，刚入行3年的王琛如何才能尽快成长呢？

　　王琛面前比较现实的选择——通过“一鸣惊人”博得市场的注意力。如果时机巧合，赶上一个牛市的躁动期，股价上涨能够掩盖一切的不合理，王琛如愿获得分析师的金字招牌的可能性很大，那么向基金跳槽会变得更加顺畅。

　　王琛的想法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券商分析师的心声，转行去作投资是许多分析师的终极目标。另外一部分分析师在辛苦拿到排名之后，“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他们选择做研究机构的管理者，退出第一线。

　　当然也有一些分析师选择留守研究，不过在高压之下，能否坚持终身让人担忧。

　　有人将此归结为券商分析师缺乏长线眼光，果真如此吗？

　　研究所甚至证券公司如果看得更长远，高薪吸引优秀的分析师固然好，一份合适平稳的收入，宽松平和的工作氛围，客观严谨的研究态度，是不是分析师必需的生存条件？

　　但买方机构短线投资行为在国内一直未有改观，其市场机制需引人思考。

　　为买方服务的分析师最好的选择可能也就是随波逐流了。一位券商的首席经济学家说：“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最终都是在散户持有人手中，这是A股市场的结构性问题。”

　　而海外资本市场深度和市场结构都与国内大为不同，分析师基于长期和价值的投资建议才能寻找到自己的“伯乐”。

　　分析师的工作如果简单的看成是供货商，订货商的目标就是短期暴利，那么供货商能提供的最好产品不就是顺应趋势的投资建议和飘忽不定的估值吗？